在我们这里的风俗，除非是上门女婿，一般是不供养岳父岳母的。而外公在母亲十岁那年就撒手人寰，外婆千辛万苦带大四个孩子，等孩子们都开枝散叶各自安稳之后，独在抚州城里的外婆不到六十几近失明。彼时，母亲刚从乡下进城任教，我们一家四口租住在城郊的一间民房里，用两个帘子隔开三张床，窘迫的环境迫使母亲不得不考虑自己做房子。而母亲的学校也在校外给母亲提供了一块地。母亲回了抚州城，几兄妹聚在一起，把城里的老屋卖了，母亲分到了元，同在一个县城的小舅舅也分到了。卖房的同时几兄妹的协议是外婆到各家轮流居住，一家人一年。同样居住窘迫的小舅舅自愿把他的钱给了母亲做房子，条件是，轮到他的时候，外婆放在我们家，因为他那间屋子实在太小了，一家四口挤着，转身都困难。一栋砖木的两层楼在我们升高中的前夕终于做好了。在这场浩大的工程里，父亲和哥哥都成了一个健壮的劳动力。而母亲，因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导致脑震荡，住院一个月，反倒是清净了一段时间，我也在那个暑假里，迅速成为一个比较合格的小厨师。
新屋落成，外婆依约而来，父亲去邻县姨妈家接来的。她操着抚州口音，空洞的眼睛看着虚无的前面。我把她牵进准备好的她的屋，屋里有两张床，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她的。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我也没有办法。
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但凡在我们家居住的日子，父亲忠实地履行了一个女婿的使命。他每天早上要起来买菜，吃过早饭再骑车去十多里的乡下上班，下午下班骑车回来给我们做晚饭。母亲对工作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家务的付出。她对那些桀骜的孩子们苦口婆心，下班以后还有孩子领到家里的院子继续教导。她所获得的奖状堆起来要比我们高考复习的资料都厚。好在我们两兄妹比较省心，在另一所中学里认认真真地做着好学生，省去了母亲的不少精力。这十年里，我们升学、工作、成家。母亲是在四十岁的时候患病的。一开始是心脏预激综合症，先后动过两次手续。然后是糖尿病和并发症，后来又得了严重的焦虑症。外婆去世于年的春天，洪水泛滥的前夕。那年春节她上卫生间，摔了一跤，然后卧床，春天快来的时候，她居然好了，又可以下地了。那时候我的女儿馨儿已经快三岁，外婆喊馨儿喊“妹崽”，馨儿会牵着她去厨房吃饭。离清明还有一段时间，我和同事在镇里走访居民，回到办公室都快十二点，办公室的同事看见我就说，你家里打来电话叫你赶紧回去，好像你外婆要不行了。我赶到母亲那里，她正惊惶的样子，有邻居在一边陪着她，父亲估计还在乡下回来的路上，小舅舅也已经过来了。母亲说，晚上外婆一直没睡，骂了她一晚。把几十年的事都翻完了。然后她上午一下班回来发觉人不行了。
大舅舅和大姨小姨们都从外地赶来，一切从简，母亲谢绝了同事和好友亲属的吊唁。彼时本地还没有殡仪馆，母亲请了两个搪人（本地对从事殡仪服务者的俗称）为外婆擦身换衣，高价雇佣了一辆厢式货车送外婆去抚州市里火化安丧。但母亲自己没有去，她晕车晕的厉害，外出一回和大病一场没有区别。父亲和舅舅大姨他们去的，火化后，将骨殖送去了抚州郊区七里岗的老家和外公葬在一起，实现了外婆日日压在枕头下面早就写好的遗愿：“我死后要火化，和仕英埋在一起。”
多年以后，当我的父亲已经与世长眠，我远在深圳的大表舅给我发过一条很长的短信，他说：你的父亲是一位淳朴的人。不仅仅体现在他对你母亲的迁就和容忍上，而且体现在他对你外婆的任劳任怨的赡养中。
但舅舅不知道的是，父亲付出的远远不止这一些。
七十年代末期，代课的母亲经过了严格的考核，转成了公办教师，而且很快就调到了离父亲工作单位十五里远的一个公社中学任英语教师，学校人手少，母亲还要兼地理、生理卫生等副课。初来咋到的母亲，全身心地扑到了工作上。父亲每天早上去公社街道买好菜，就要骑车去上班。下午下班后，骑车回来，给我们做晚饭。而中午，我们往往都是在学校食堂打一个菜潦草地吃。我和哥哥还在读小学，晚餐是我们最喜欢的时候，那些简单的乡村食材被父亲烧的美味可口。他做的麻油萝卜丝，小葱鸡蛋饼，都要比母亲糊涂烧的一碗蛋花汤好看又好吃。那时候的母亲三十出头，卯足了劲要做点成绩。然后她教的第一个班级成绩很快就在全县考试中排名前列。机会来了，县里要派三个教师去上海交通大学脱产进修两年。母亲和县城的两位女老师都选上了。走之前，她沉醉在自己的快乐中，对心思重重的父亲视而不见。她急冲冲地把哥哥转学去了邻县的大姨家那里的实验小学。在她看来，无论如何，县城的教学质量总要比乡下好。至于我，虽然听力不好，但成绩倒是不差，她不担心。但是她忘记了，大姨家有四个孩子。她一厢情愿地以为孩子们在一起，肯定是没有障碍的。其实大姨一家对哥哥很好很好，但是大家都忽略了那么小的哥哥，寄人篱下的感觉。
寒假到了。母亲从上海回到了家里。她明显地有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让我们陌生，也让父亲惶恐。母亲在抚州城里奔波了一回，将哥哥又转学去了抚州，外婆的眼睛已经接近失明，在母亲的恳求下，还是接下了照顾哥哥的重担。母亲说，她唯一的希望是两个孩子日后能考上好的学校，只求外婆帮她这一次。转眼春天开学，哥哥在抚州三小读五年级，母亲回了上海继续进修。我和父亲在乡下。生活的暗流在平静的日子下面奔涌，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漩涡就要打翻了生活的小船。每一个月母亲的工资父亲都全数寄去上海，然后他自己的一半寄给抚州的外婆。我们爷俩，一碗青菜，一把菜干，将就着也就过了。但是父亲是很有心的人。星期天他会带着一个水桶去对面山脚下的烂泥田里捉泥鳅，还会去溪沟里拦一个小坝，抓小鱼。更多的时候，是给我带几块水果糖。父亲所在的垦殖场是省属单位，很多职工都是外面来的上山下乡干部，父亲在农委工作，负责给人办结婚证，那些来办证的人都带着喜糖喜烟，尤其是老家在上海的，喜糖都是本地所买不到的。有一回父亲带来一包大白兔奶糖，没错，就是现在还很出名的大白兔奶糖。这些美好的零食让我感受到了无比的快乐，甚至忘记了母亲长期不在家我是不是应该觉得悲伤。
就在那一年，住在里屋的父亲夜里常常抽烟不眠。我晚上醒来的时候总能看见里屋还有着灯光。偷偷从门缝里望进去，父亲坐在桌前，一堆白纸，不知道在写什么。我不敢吵他，也不问。但我能感受到父亲的沉郁。他每天早上依旧给我做好中午的菜，然后去垦殖场上班，下午回来，风雨无阻。春汛的时候涨水，河上的桥被冲毁了，如果要绕道，父亲要多走上5公里。为了省时间，每次父亲都是扛着车子涉水过河，寒暑无阻。
暑假来了，父亲把我送到老家，和小叔叔小姑姑们混日子。我跟着他们去摸螺丝，火辣辣的太阳一晒，就中暑了。奶奶拿来一支十滴水，灌下去，出一身的汗，就没事了。晚上在灶台前给奶奶烧火。松软的稻草踩着绵呼呼的，我脱了凉鞋，把稻草挽成一个结，用火叉叉着往灶膛里塞。饭熟了，我的鞋子不见了。姑姑在灶膛里扒出来两个黑乎乎的塑料疙瘩。我打不惯赤脚，穿着姑姑的破布鞋站在晒谷坪看伙伴们玩。父亲居然神奇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手里提着一双新凉鞋。他说，你妈从上海买来的，她回来了。母亲一回来，父亲就急忙走了山路来接我，我一刻也呆不住了，穿上鞋，和父亲赶着黄昏的微光回家。山路上，父亲很开心，我们走热的时候，父亲就说，女崽，我来给你呼一阵风来。然后他鼓起腮帮打了一个呼哨“呜——”，果然就好像有了微风。
母亲看见我说，晒的黑哒哒的。好像没有一点欣喜。我沉浸在新凉鞋的幸福里，对她的不满不屑一顾。
哥哥小升初，考了抚州三中，而不是母亲心里期望的抚州一中，那是母亲的母校，抚州最好的一所中学。事已至此，母亲也无话可说。过完暑假，她又要回上海了。之间父亲和母亲吵了一次，为什么而吵，我不清楚。之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吵，床头吵架床尾和，几天也就好了。吵过了，父亲依旧送她去县城买票去光泽，再坐火车。而父亲烟抽的越来越多了。晚上里屋都是一屋子的烟气。秋天，我的一个指头开始红肿，肿的青紫，一触就疼，我忍着没吭声。然后指头肿的比脚趾头还大了，写作业根本没法拿着笔。吃饭时候筷子也拿不稳。父亲终于看到了，带我去卫生院。医生说，肿成这样，怎么现在才来。父亲就说我，怎么不早说。我不做声。医生给我切开化脓部位，然后包扎。后来这个指头的指甲掉了，新长出来的指甲又厚又难看。就在那晚，父亲看了看我包着厚厚药棉的手，说，你妈妈，可能会不要我了。然后父亲开始哭起来。我看见他哭，去厨房拿了毛巾给他，他回了里屋，烟草的气息从里屋飘到了外屋。
还不到寒假的时候，母亲回来了，连搪瓷脸盆都装在了网袋里。母亲很不高兴。父亲总是偷偷看着她的脸色。她烫了卷发，喜欢穿小翻领的西装，邻居们都说母亲越来越好看了。母亲回到中学给学生们上课，我以为母亲读完书了。后来回想起来，频繁的、越来越剧烈的、天翻地覆的吵闹，应该开始于这个时候。
父亲熬不住内心的惶恐，给母亲发了电报“母病危，速回”。母亲就是被这样一个电报骗回来的。她以为我外婆真的生病了，那么哥哥在抚州势必没人照顾，她就必然不可能继续在上海读书，也就只有中断进修的学业。
然而，这不过是父亲的一个伎俩而已。在母亲越来越明显的改变中，父亲清晰地看见了他和母亲之间的距离，如果说以前只是一道溪沟，父亲努力着跨一跨也就过去了，现在就大成了无法跨越的汪洋大海。他从一个农民的心理出发，用最简单的骗局，把母亲骗了回来。也从此在他们两个人的心中种下了一根刺，这根刺，时不时地要刺的两个人血泪淋淋。
对母亲来说，以前不能考大学是没有办法。而现在，离一张上海交通大学的结业证书近在咫尺，却又轻易失去，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痛苦和遗憾。她只有在繁重的工作中忘记那些不舍，忘记父亲带给她的伤痛。她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学校里，除了吃饭睡觉，就在办公室或者教室。
哥哥在抚州三中，成绩急转直下。十二岁的孩子正好是贪玩的时候，外婆管不住他，有时候放学哥哥在外面玩，连人都找不到。几封信过来，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去抚州把哥哥接回来留级读初一，正好我小学毕业，于是我和哥哥就在一个班级了，母亲做我们的班主任。这一年的中秋节，一场比以往任何一次吵架还要巨大的危机终于爆发。
身兼学校总务主任的母亲，一早就开始忙碌晚上的学校老师加餐活动。而父亲早上买回来一只鸭子放在厨房。那时候中秋节不放假，该上班都上班。他以为母亲中午会把鸭子拿去食堂里用开水宰杀好，这样他下午回来就可以烧了。然而，母亲根本忘记了家里的鸭子和我们家还要过节这回事。她刚刚做上总务主任，做事又总讲究在人前尽善尽美，无暇顾及小家庭的琐事。或者是她以为父亲一定会及早回来吧，她忘记了父亲回来要过一条河，有十五里的路程。
父亲回来的时候，我们刚刚放学，鸭子还在厨房嘎嘎地叫。而不远的学校食堂里已经飘出来浓郁的香味，邻居家都是香汤鼎沸。父亲无名火起，让我去食堂找母亲。母亲正在大灶那里，督促着炊事员。食堂的大桌上摆了十几个碗碟。我扯着母亲的衣服说，我爸喊你回家一下。母亲说，我这里忙的要死，他喊我干嘛。我说，不知道。母亲急忙回家，父亲正在厨房门口生闷气。母亲一开口就是：“你喊我干嘛。”父亲火了，拎出鸭子往母亲面前一扔：“家家都要过节了，我们家鸭子还没杀，你日日忙个什么呢，家里也不管一下，两个伢崽不要吃饭了。”母亲也火了：“我学校忙，你就不会早一些回家来杀吗。”两个人越说越激烈，父亲抓住鸭子，走出四合院的门边，一把把鸭子扔到了马路边。邻居们听见动静，都出来劝架。他们越吵越剧烈，以往十多年的不满加上母亲中途弃学的不甘统统爆发。厨房的碗柜里所有的餐具摔的粉碎，两个人在院子里如生死仇人一般厮打，父亲的脸上有很多的血痕，而母亲的头发也被父亲撕扯着，他们哭天抢地一般边骂边打，连食堂吃饭的学生老师都惊动了。终于还是校长过来把他们分开，几个女老师把母亲扶进了屋里，父亲被邻居拖到隔壁家，恨恨不已地抽着烟。惊魂未定的我和哥哥被邻居牵去吃了几口饭，赶去上晚自习。我坐在教室里，如坐针毯。我不知道同学们会怎么看我，是不是会嘲笑我，也不知道家里两个大人怎么样了。等下课回家，母亲在里屋躺着了，房门反锁着，父亲坐在外屋门头抽烟，眼睛血红。我敲了好几下门，母亲才开了里屋的门，我在自己的小床上躺下，小床和大床之间用一个衣柜隔着。母亲还在不停地哭，我去给她倒了一杯水，她扫掉了。我很生气，不想搭理她，自顾自睡下了。早晨起来，母亲就病了，胃疼的厉害，整个人没有力气。她哭了一晚上，气了一晚上，又没有吃东西，怎么可能不生病呢。父亲没有去上班，去卫生院给她抓了些药，她不吃。邻居张老师来了，张老师的爱人和母亲在一个学校，教体育。张老师也是我们小学的语文老师，整个院子里就是张老师年纪最大，大家都喊她易师母。张老师陪母亲唠叨了很久，母亲终于把药吃下去了。父亲用小炉子熬了一锅白米粥，打了一小碗，母亲依旧不肯吃。张老师又来劝。这样过了两三天，母亲能起床了。她看也不看一脸诚惶诚恐的父亲，径直去了公社邮电所，给大舅舅打电报。那天父亲去上班了，他几天没去单位了，再不去影响不好。午饭后他就告假提前回来。我们刚好放学。父亲问我，你妈妈呢？我说，她说去公社去一趟。父亲说，不好了，你妈妈会不会要去跳河？他骑上车带着我急忙往公社的河边走。路上我们遇见母亲从公社那边回来。母亲不理我们，往家里走。我扯着母亲的衣服说，你别这样。她把我甩下，说，我给你舅舅打了电报，我要和你爸离婚。
晚自习后，母亲没回家。我去学校办公室找她，办公室黑乎乎的，我摁亮灯，她趴在办公桌上哭。我说，你回家吧，你回家吧。她说，你先回去，我等会就回来。我看见她桌子上有一张白纸，上面写了很多字，趁她没注意，我揉成一团捏在了自己手里。等我到家仔细看到内容的时候，心里隐约觉得母亲这样决绝一定和纸上这些字有关。我没有吭声，把纸条烧掉了。
舅舅很快就来了，母亲给他看她写的《离婚诉状》。我这才知道母亲中断学业是因为父亲打了一个电报骗了她。但我没有告诉母亲，那一年多，父亲夜里的哭泣和满屋的烟气，还有我们两个人每天都吃的菜干。舅舅住了三天，母亲心意已决。舅舅不得不回去上班，临走时候，舅舅和我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你妈妈也不容易，我也不好劝。母亲一心要离婚，一吃完饭就去办公室，父亲怎么恳求和写保证书，都无济于事。那天，父亲没去上班，神色很不对，阴郁的可怕。我有点担心，下课回来对他寸步不离。他在里屋把自己的衣服全部抱出来，拿着火柴要烧，被我拦住了。他又直接躺在水泥地上，挺起头使劲要往水泥地撞，我急忙用手掌托住他的头，他的头重重地砸在我的手指上，几个指甲瞬间就青紫了。我忍着疼，把他拖起来。然后出去喊邻居。邻居吴老师来了，叫我去上学，他来劝，没事的。
但是那天上课我一直心神不宁。上完两节课，我跑回家来，父亲躺在外屋的小床上，脸上有怪异的笑，我以为他喝酒了，但是没有酒气，我喊着他，他闭紧牙关不理我。我看见小床的桌边上，那两个上半年发了预防脑膜炎的药瓶盖子打开了，里面空了。我赶紧出去喊人，好多老师来了，母亲也被从学校喊来。校长邱老师一直问父亲，是不是吃了什么，父亲闭着眼流泪就是不说话。母亲也被人问药瓶里有多少药片。这时候卫生院的医生也被喊来了。他在其他老师的帮助下，用筷子撬开了父亲的嘴，压着他的舌根催吐，又叫人弄些肥皂水来。父亲哇哇的吐出来一大滩黄水，医生说，应该不要紧了。大家散了，吴老师陪着父亲坐到半夜。
母亲似乎终于服软了。她煮了一锅粥，让我端给父亲。
好像没事了。父亲托人搞到了一张电视机票，骑着自行车去县城买回来一台北京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因为母亲在交大进修的时候，写回来的第一封信就是说学校有电视看。当时只有公社和生意非常红火的工艺美术瓷厂有屈指可数的几台电视机，而我们家的电视机是整个学校唯一的一台。每天晚上，学校的老师都到我家里看电视，母亲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那时候正播放《再向虎山行》、《霍元甲》、《陈真》，公社山头那边有一个电视差转器，父亲在院子边上一个高地架了一根长竹竿，上面装好接收器，长长的导线从窗子里钻进屋里绞在电视机上。有时候风大，把接收器吹歪了，父亲就立刻出门去扶杆子，边扶边喊，好了没，好了没。直到看电视的人说好了，父亲把杆子重新固定才下来。
此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无数次的吵架中，哪怕多长时间的冷战，他们再也没有提“离婚”两个字。
（未完，待续）
——每个人的一生也许都有另外的结局。所有的结局，或者都有被篡改的可能。必得承受一切，一点都不能少。
黎明山川，安静地生活，忠实地记录自己的内心。我是丁艳，在小镇，读书，写字。因为热爱，无关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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